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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燮林:“乒乓外交”的非常记忆

“文革”中,体委里面也分成了两派,一边是毛泽东思想兵团,一边是造反大队。我是属于造反大队的,反正大家都没有什么事可干了,训练停止了,食堂也停掉了运动员的伙食。可能乒乓球队太有名了,一会儿《体育报》的造反派过来聊聊,一会儿体院的造反派过来谈谈。体院的那个头头叫刘长信,大谈自己的革命造反精神。有时候,我们也就跟着出去,比如清华大学的造反派批斗“彭罗陆杨”,那个场面很大,还加上推出了王光美,王光美的那个用线串起来的乒乓球项链,就是到我们队里来拿的乒乓球,目的是让人联想到王光美访问印度尼西亚。


我们有时候会到基层打表演赛,这叫为工农兵服务。我们乒乓球队也分成了两派,就是这派归这派表演,那派归那派表演。去工厂和部队比较多,去学校不多。一般总是先跳一下“忠字舞”,再打球。毛主席 “最高指示”下来,不管是几点钟,我们都要集合出去游行,游行就是一边走,一边跳,大家都是这个样子嘛,所以也没有什么脸面拉不下来的事。唯独周兰荪不跳,他有点小心计,他说他来举牌子。游行从训练局出发,一直到东单,到天安门,再从前门回来,兜一大圈子。其实,并不是只有我们乒乓球队出去,乒乓球队只是小小的一部分。全体委的人,包括《体育报》的、体委机关的、训练局的,反正这条体育馆路上的单位都要去游行,人多得不得了。


军管以后,乒乓队曾到山西长治的“五七”干校去劳动。不久,上面通知我们回京,大概有新的比赛任务了。这一次是到瑞典参加斯堪的纳维亚比赛,因为每逢世界大赛之前,中国代表队都要去瑞典、芬兰等地打一打,摸一摸底。说实话,我们那时候去啊,是两眼一抹黑,因为我们已经停训几年了,只知道现任单打冠军是日本的长谷川,对于世界乒乓球运动的发展方向究竟是什么、水平怎么样,完全不清楚。到了那边以后,才发现匈牙利队弧圈球非常厉害,庄则栋上去打就感到很困难了,他总觉得球拍弹性大了,实际上是弧圈球冲力很大,旋转很强。为此,庄则栋还在球板后边抠掉一块,以减轻弹性。反正这次出访成绩也不太理想。我在那边也打输了,是输给丹麦队的一个长着大胡子的人,因为没有碰到过这么转的弧圈球。所以后来他们老讲我的笑话,说张燮林输给人家老大爷。


接下来就是考虑在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乒赛了。


关于这届世乒赛到底去不去,周总理叫乒乓队进行讨论。记得一共讨论了两次,有一次讨论的范围还比较大,北京体院的那些造反派也参加了。说法五花八门,各种意见都有,什么乒乓球是群众性的,什么这是锦标主义,什么以后打球看好时间,我跟你打10分钟下来,再换两个人打10分钟。我们听着都在笑,造反派根本不懂乒乓球的游戏规则啊。当然,大多数人还是支持去的,因为我们都有一个为国争光的念头。那时候讨论完了都要写《简报》,《简报》先报到体委,体委再往上报。


讨论参加第31届世乒赛名单的时候,团体没有我的名字,单打、双打、混双三项准备报我的,后来研究来、研究去,最后把我的单打去掉,由周兰荪来代替我。至于具体原因,我也不知道。后来周兰荪担任女队教练,我是教练组长,大家都会讲上海话,就这么谈起来了。我问周兰荪,“本来第31届单打报我的,后来听说你讲了一句话:包打一条线”。他说,“老张,我真的没有讲过”。所以这个就没法查了。结果,本格森是那届的单打冠军。我在瑞典是赢了本格森的,他力量不大,我肯定能 “拿下”他。单打没有报我,双打本来是报我跟梁戈亮的,我也搞不清楚教练员的策略,后来让庄则栋跟梁戈亮配,最后我就只剩跟林慧卿的混双了。


这样一来,备战时各方面的训练,比如安排对手、熟悉弧圈球,都轮不到我了,因为主要的陪练选手要跟团体和单打的主力陪打了。我只能跟下面一般的对手练练。到了日本以后,我就把拉弧圈的刁文元找来,我说,你不是要陪主力队员练球嘛,那咱们早一点去球馆,我跟你练个十来分钟。因为那个时候铺天盖地的都是弧圈球,既然报我打混双了,我就要尽量打好,也是对林慧卿负责。


后来公布比赛程序和抽签名单,规定混合双打的金牌先打先发,这是从来没有过的,其实这是日本队的战略方针。东道主为什么这么安排呢?自有他的道理。我们的配对大概就是四对,第一轮上来,整个场子里面都是日本的混双选手,就是打 “人海战术”嘛。日本队想把这个冠军拿下来,以鼓舞士气。我对林慧卿说,咱们一轮一轮打下去,坚持打到最后。最后是我们得了冠军,决赛胜了罗马尼亚与南斯拉夫选手的组合。拿了冠军以后,要发奖,回答记者的提问。这时军代表来找我,他说,小张啊,你要说这是“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”。所以我一上台,不管你底下提什么问题,我一开口就是先把这句话说出去了。这在当时并不奇怪,因为那时的历史环境就是这样的。


我跟林慧卿的混合双打一路打上去是很顺手的,这个不瞒你们说,我们技术上“骄傲”到什么程度呢? 对方在一本正经地商量准备时,我有时候还会开玩笑,说,阿林啊,你看旁边的球台吧,这个你不要管了,我接发球台内起板抢攻得分了。那时是21分制,对方发5个球,我基本可以上手4个,所以打得很轻松。拿了冠军以后,队友也说,老张啊,你打削球的抢攻还真有一套。其实,我平时就找一个人帮我练接发球抢攻,长的、短的,转的、不转的,上旋的、下旋的、侧旋的,就这么坚持练。用现在的话来说,就是针对性训练,因为比赛时一半是接发球,熟能生巧啊,这一半我就占优势了。反正第31届团体赛我没上,我没有想法,我第27届、第28届团体赛都打过了,也算得到荣誉了。至于单打、男双是否一定打得好,我没有上场就不好说,但我当时的技术还是好的,成绩不差,信心挺强的,在家里练得也挺好。我不知道上面领导的想法,可能是想着重培养年轻人,让梁戈亮、郗恩庭、李景光等上来。


第31届世乒赛中,庄则栋与美国运动员科恩的交往,轰动了世界。这个事发生时我在场,在我看来就是巧合,或者说就是天意,事先并没有任何的安排。当时我们往球场的客车还没有开,而其他的班车都开跑了,科恩一看我们的车门还开着,就跳上来了。一开始,我们坐在各自位置上有说有笑的,都还挺轻松的。结果科恩一上来马上转过身脸朝门,衣服后面印着USA。顷刻,大家都你看我,我看你,车厢里面消停了一会。这时庄则栋跟他搭讪了,小庄就问翻译,你有没有带个纪念品?翻译说有一个杭州的丝织品。下车后,其他队员都走了,我还在那里看。日本记者真厉害,好像事先知道这件事似的,车一停下来,就有很多记者拿着相机“咔咔咔”拍。第二天,日本的报纸就登出来了,他们称呼美国不是用美丽的“美”,是用大米的“米”,叫“米国”,这两个字我们都认识,版面很显眼。当时,我记得苏联在开一个很重要的会,结果庄则栋与美国运动员科恩的这张照片一上报,就把苏联那个会的消息也冲淡了。后来,我们陆陆续续知道了一些背景,就是尼克松总统有意放松对中国的封锁,不然的话,美国队也不会提出要到中国来。当时我们还邀请了加拿大、英格兰,还包括尼日利亚的乒乓队到北京来。这些活动我都参加了。


至于在这个车上为什么是庄则栋迎上去跟科恩说话,一个原因是他喜欢搭讪;更重要的是,据他自己说,出访之前,我们是经过学习的,其中就有毛主席说的,美国政府跟美国人要有区别。这倒一点不假,确为事实,庄则栋应该领悟得好一点。同时,庄则栋作为世界冠军,影响力也大;若是换一般的工作人员,这个事就“炒”不起来了。第31届世乒赛时,总理承诺了不跟朗诺政府的球队比赛,庄则栋、林美群都弃权让掉了。当时还有南非也是这个性质。这些外交上的事情很难办,比如两队交换队旗,中国乒乓球队的队旗人家收了,我们却不能拿,只能使个眼色让对方放在旁边,挺尴尬的。所以体育赛事其实里面有很多的政治因素。第31届世乒赛结束后,我和庄则栋、李富荣等还到香港打表演赛,记得是在伊丽莎白体育馆,打了好几场,主要是我跟庄则栋一攻一削,周兰荪跟李富荣对攻,轰动极了,连英国驻港的总督也来看了。


接着,我们连续主办了亚非拉邀请赛,搞了好长时间,动静也很大。我还被派去北京体院当柬埔寨队的教练。一开始,教练是邱钟慧,后因她爱人是从苏联回来的水利专家,就将她的教练职务停了。由于我在队里资格最老,就派我去了。柬埔寨队有七八个队员,好像还有两个女的,技术水平比刚学打球的好一点,训练的时间也不长。但他们的官员很关心,还发给我一个镀金的奖牌,肯定我的工作。他们的宾努亲王过生日时,也邀请我这个教练去祝寿。


那时候讲“友谊第一,比赛第二”,有时也要手下留情。乒乓球跟其他一些项目不太一样,是一对一的你来我往的对抗性的比赛。所以,我觉得在乒乓球里有一个道理,不要搅浑了。关于让球,还是不让球,咱们还是要往远处看。我记得很清楚,荻村先生当选国际乒联理事后,有一次来中国在首都体育馆打表演比赛,观众比较热烈,也喜欢我们这些老运动员。


正好是我跟荻村打,我球削得很高,他老打出界,所以这个就很难把握。后来总理接见时说,张燮林你怎么把荻村先生打掉了,人家是客人啊!当时总理讲了一句话:胜之不武,让之有德。我就一直在想这个事,假如我让球输给他,从道德上是提升了;但他心里也有数啊,我削这么高他都打丢,是因为他已经任职于国际乒联,不练球了啊。所谓“友谊第一,比赛第二”,我不给你难看,不跟你真打,让你打得舒服点,让你赢一局,哪怕你也看出来了,但面子上大家比较好看,也显示我尊重你。所以这个问题看你怎么理解。不过现在奥委会的精神是 “更高、更快、更强”,大家都应该认真地打,毕竟还是竞技体育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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